摘要：这三个条件是虚拟经济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，所以虚拟经济只有在当代才可能出现最完备的形态。 ...
根据2007年的经验，我们在2007年底提出2008年的6、7、8月三个月将是整个次贷危机剧烈升级的高峰期。
一是以为这场金融危机只是一个插曲，插曲总会过去，一旦插曲过去，一切又可以回复往常。如果说这次危机中也存在生产过剩因素，这种过剩也是在全球整体的意义上存在的，是在危机的非原发地存在的（如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）。
克拉斯穆尔·佩佐夫在2004年写就的《中国的大萧条》一文中就指出，以下几种情形可能会成为中国萧条的触发点：（1）一场世界范围的货币、银行或者衍生产品危机。我个人的看法是，目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出现，是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的产物，换言之，是内因和外因这两个因素共同起作用的产物。（4）中国失去贸易盈余。二是以为就中国本身的发展来说，这次的危机是一个偶然性的事件，而且是由外部因素引起的。我说的外部因素当然是世界金融危机，即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整体下滑，外部需求减少，外部订单减少，出口困难。
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，中国进入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的过程。但正如此前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发生的过程那样，这个转型是相当艰难的。让更多的美国人拥有自己的家，在这个温馨而激情的口号下，对于按揭贷款标准的降低，监管当局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纵容态度。
如同吃了激素的儿童，可以透支营养和体力，在一段时间里加速成长。医疗卫生、电信通讯、交通运输、文化教育、媒体娱乐，到处可以看到需求的潜力。陆克文总理只谈救援，不谈重组，在资产-负债失衡未得到纠正的情况下，经济复苏的希望在哪里？陆先生又捧出了他的神奇政府。从1933年开始实施的罗斯福 新政并未结束大萧条，新政下的财政开支虽然大幅增加，但没有显示出扭转乾坤的刺激作用。
低利率人为扭曲了资金价格，导致美国及西方经济的过度负债，金融机构和家庭的资产-负债严重失衡，这是当前经济危机的最根本原因。中央银行决定货币发行还有可能造成另一系统风险，那就是持续的货币超发和通货膨胀。
空洞的公平口号 像所有的政治家一样，陆克文总理也高举公平的大旗，指责新自由主义者主张个人自我利益不受任何限制，市场决定的收入分配是自然的和天然公正的。首要任务是管住政府 在度过了经济萧条后，如何防止金融危机的再次发生？陆克文总理呼吁建立国家和全球的监管体系。次级按揭的泛滥产生于宽松的货币政策，得益于美国政府的大力提倡。市场会失效，政府却永远有效。
看到持有的股票在市场上被腰斩，看到自己的房子在市场上只剩下一半的价值，看到公司倒闭将自己抛入失业大军，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市场上，人们很自然地要问：市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陆先生和他的社会民主主义同志们乘机跑出来说：市场太自由了，太混乱了，贪婪的金融家浑水摸鱼，令你们损失惨重，投我一票，我将为你们管好市场。尽管充满着违背事实的结论和没有根据的政策药方，这篇文章代表了金融危机之后的一种流行思潮，特别是因为它出自一个国家的总理，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，值得我们认真地对待。先制造一项莫须有的罪名，给自由主义经济学贴上小丑或奸臣的脸谱，再将公众的不满与失望引向这个假想敌，接下去进行的是道义而非学理的审判，反正公众已找到泄愤的对象，不再关心事实的真相与逻辑的严密了。众所周知，这场金融危机的源头是美国的房地产泡沫，而资产泡沫的始作俑者就是美联储。
郁金香很容易理解吧？一样造成泡沫。同样，家庭也必须削减消费，增加储蓄，无力偿还按揭贷款者，不得不丧失他们的房屋。
在9•11之后，美联储更将基础利率降到了战后最低的1%，并保持低利率达两年多之久。陆克文先生的全部观点和自信基于一个粗浅而失实的观察：全球经济危机是奉行新自由主义的结果，是因为放弃监管以及由此而来的市场失灵。
结束大萧条的不是罗斯福新政，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国超高的军事开支。社会民主主义者没有勇气对选民讲实话，在许诺迅速复苏的同时，政府花钱缓解民间的眼前困难，刻意营造虚假太平的氛围，回避痛苦的改革和重组，推迟了复苏所必需的结构调整，延长了经济衰退期。陆先生说，新自由主义政策源于无监管市场至上的核心理论信仰，只有对经济学缺乏基本了解的人才能说出这样的话。中国的人均GDP尚不足3千美元，即便用购买力平价计算也不到1万美元，和美国的5万美元相差甚远，中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有很大的空间，而且不同于阮囊羞涩的美国人，中国居民的需求有二十多万亿储蓄资金的支持。1998年，中国政府推出了财政刺激计划，但真正扭转经济增长下行趋势的，却是同年的住房改革和2001年的加入WTO。金融创新过度，产品过于复杂，原因不在华尔街的贪婪，世上人谁不贪婪？华尔街的问题在于贪婪失去了恐惧的平衡，用经济学的术语讲，就是收益和风险的不对称。
在这一点上，香港特区政府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作为堪称典范。住房自有率是政治家拉选票的工具，次级按揭是用银行的钱给选民送好处，不花政府分文，何乐不为？期望政府管住次按，无异于缘木求鱼。
在陆克文总理眼中，与贪婪并列的另一罪恶是金融创新，创新产品增加了金融系统的风险。可以预见的是，今天的财政刺激如同历史上的罗斯福新政，除了为凯恩斯主义的失败增添新的案例，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拉到选票，不会再有其他的效果。
由于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，日本的国债从1990年占GDP的60%增加到现在的160%以上，政府已无力再举债。奥地利学派主张金本位制，即货币发行以一国的黄金储备为基础，用黄金保有量约束货币供应总量，实际上等于剥夺了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的权力。
信贷的泛滥造就了经济的虚假繁荣，在次级按揭的推动下，房地产泡沫不断膨胀。正是在这一点上，陆克文先生大错特错。不仅数量，市场上分散决策的信息质量也超过政府机关所能实现的。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倒是倾向于认为，市场决定的收入比政府决定的收入更加公正，因为前者以自愿为基础，而后者必须借助强制性手段。
实现收益和风险的对称，根本之道是在微观层面上重塑治理机制，而不是政府的宏观管理，更不是限制高管的工资。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，金本位还有另一好处：自然地实现了各国货币政策的协调。
在金本位下，美国也无法再利用美元的国际地位超发货币，通过美元贬值向世界各国转嫁自己的财政负担。在大战正酣的1941年，失业率总算降到了一位数——9.9%。
只要公民对法治仍有信心，陆克文总理的替天行道便是自作多情。金融机构必须进行业务、资产和财务的重整，以便尽快降低负债率。
陆克文与凯恩斯的哲学源头就在这里，陆克文和凯恩斯的方法论错误也正在于此。在新的治理机制下，金融创新失败时，高管个人应当承担相当部分的损失。在1929年纽约股市崩盘前，工人、职员甚至中学生都参与了疯狂的股票交易。在货币供应的问题上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向反对中央银行的自由裁量权，一再警告人们注意，将货币供应交给少数几个人管理是非常危险的。
房屋是再普通不过的商品了，看得见，摸得着，价值的计算也不需要复杂的数学公式，可房地产市场上依然是泡沫不断。在完成了危机探源方面的大转换后，陆克文总理接着解释政府将如何解救被新自由主义毁灭了的市场。
2001年加入WTO后，在国内、国外的强劲需求拉动下，中国经济经历了长达七年的繁荣。人们发现他的错误时，大祸已经酿成。
陆先生的信心来自于一个信仰：政府是与市场有着本质上的不同，是上帝派到人间和超越凡人的耶稣基督。为了消除振荡的根源，必须稳定货币供应，而对货币稳定威胁最大者，莫过于所谓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，即由几个聪明的大脑，根据经济的形势，自行决定货币的供应量。
